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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人在身上纹“精忠报国”为何会遭吃瓜民众嘲笑

2016-08-15 16:28:55 [来源:澎湃新闻网] [作者:徐美洁] [责编:何赛男]

核心提示:到明代时,有几个刺“精忠报国”的例子,不但触犯禁忌,而且遭到了围观群众的嘲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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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母刺字 资料图

本文摘自:澎湃新闻网,作者:徐美洁,原题为:明朝人为什么不能在身上纹“精忠报国”

“白舍人行诗图”

弗雷泽在《金枝》一书中考察了未开化人的种种禁忌,人的禁忌、行为禁忌、物的禁忌、语言禁忌,把人的思想方式归为巫术、宗教与科学三种进阶式的发展,而禁忌则是“消极巫术”的一种形式。儒虽然起于巫,但早就高冷地以理性思维为发展方向,摒弃了巫术的遗存。看《论语》中的“不语怪力乱神”,“不知生,焉知死”,就可知这种坚定的理性基调。

但禁忌还是存在的,不是以原始人惧怕神明的方式,而是微妙的现实禁忌。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黥》一章,讲当时的纹身,同样的纹身,有无碍的,有触忌的。其中最有名,最引以为笑谈的就是“白舍人行诗图”了。荆州有一位城管人员(街卒),名叫葛清的,背上自颈部以下,都是白居易的诗配画。他自己对背上的纹身烂熟于心,反手都能指出这是一个人在菊花前喝酒,对应的诗句是“不是此花偏爱菊”;这是“黄夹缬林寒有叶”,配画是树上挂着织染的夹缬(用镂空板双面印染的织物),夹缬上的图案精细到不行。惊怖的是竟然刺了三十多首诗配画,体无完肤,人称“白舍人行诗图”。

“白舍人行诗图”并没有遭到忌讳,可能白居易的诗,本是高雅与时尚的代表,城管大叔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表达了偶像崇拜,也无不可。人们看了这体无完肤的“行诗图”,虽然感觉似乎哪里不对,但也只能用“interesting”、“sobeautiful”之类的话语打哈哈过去了。

又有一位蜀小将名叫韦少卿的,同样的诗配画题材,就做得更精巧,更匪夷所思了。他纹在胸上的图案是一棵树,树梢上密密麻麻立着数十只鸟儿;树枝上挂一面镜子,镜钮上有绳子,一个人站旁边牵着绳子。他的叔父看了这图不懂(估计看到这儿的读者也一头雾水),然而,答案来了,少卿笑曰:“叔不曾读张燕公诗乎?‘挽镜寒鸦集’耳。”原来这是张说的《岳州晚景诗》:“晚景寒鸦集,秋风旅雁归。水光浮日去,霞彩映江飞。”笔者觉得段成式绝对是一位注重写作技法的天才,行文至此,戛然而止。那么“挽镜”谐音“晚景”,是这位韦少卿犯了硬伤、因谐音背错了诗呢?还是因为“晚景”太抽象不好配画,要用“挽镜”来作人们猜想诗句的线索?不管哪个原因,都很具喜剧性与传播性。

因纹身而触忌丧命的例子

但纹身触忌的例子更多。同在《酉阳杂俎·黥》一章里,开篇记的就是因纹身触忌丧命的例子。长安街头有一帮古惑仔,剃头纹身,纹的图案各式各样,于街头作恶。京兆尹薛元赏通过里长摸底,将有纹身的少年全部抓获,三十多人被全部杖死。按说,街头恶少强吃强喝,动手动脚的行径,还不用杖毙之刑。京兆尹显然带着个人好恶,作了过于严酷的判决。

当时住大宁坊的一位大力士张干,就公开表达了对薛京兆的不满。他在左胳膊上刺上了“生不怕京兆尹”几个字,右胳膊则刺上了“死不畏阎罗王”,颇为对仗。这比拉标语口号反对更悚动视听,京兆尹当然不能放过他,抓来后还是杖毙。

最后一例,更可说明这位京兆尹对纹身的禁忌。王力奴花五千钱去纹身,胸腹上纹了山水亭台,池塘草木,鸟兽虫鱼,事物具备,我猜想那就像一幅土耳其细密画。这个纹身样式虽然不如诗配画高雅,但既无明显的黑道主题,也无直白的标语口号,但王力奴还是招致了扑杀。意图隐晦地挑战,在薛京兆眼里,可能比公然挑战更可气。

《酉阳杂俎》里的例子,说明纹身在一部分特立独行的人中流行,普通的围观群众,或许好奇,或许震惊,但都保持了欢乐的围观性格。要说群演,笔者还是喜欢唐代的。但遇上薛京兆那样偏执而强硬的官员,也可能成为一个人罪罚的加码。他后来杀的两名纹身者,有威权被挑战的原因,但其人无罪,以纹身而杀之,说明纹身还属于亚禁忌的一种,游走在正常的边缘。

“精忠报国”之不可为

岳飞背刺“精忠报国”的故事,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事件,此后人们的纹身模仿基本逃不出这个典范,而纹身的诗配画、细密画传统就给淹没了。其实更多的历史文献里,是将这四字写成“尽忠报国”,由于小说、唱本的“精忠报国”传播更广,流传至今。在当年纹身时,“精”、“盡”的笔画一样多,但可能“精”字更好认些,我们就不妨从俗,写作“精忠报国”。

到明代时,有几个刺“精忠报国”的例子,不但触犯禁忌,而且遭到了围观群众的嘲笑。其中一个例子来自精英阶层,即王阳明弟子黄绾。黄绾于嘉靖九年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,被河南道御史张寅弹劾违法十事,包括贪污等,黄绾也立刻上章辨称对方是挟私报复,并说自己背上刺“精忠报国”四字,忠心可鉴。但黄绾的这个爆料,反被张寅再次上章,扣了个更大的帽子“欺君罔上”。黄绾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中,与他的同乡战友张璁一起,与嘉靖帝站同一阵线。因这层原因,此前几次被同僚弹劾,都得到了皇帝的无条件支持。但此次“精忠报国”一出,皇帝却下旨让南京部院两方核查。最后的核查结果,以两方都无事结尾,但“精忠报国”一段,却使黄绾沦为了士林笑柄。最早记录这事的是王世贞的《弇州史料》,此外焦竑《国朝献徵录》、茅元仪《暇老斋杂记》、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、冯梦龙《古今谈概》,直至俞樾的《茶香室续钞》,都以“故事永流传”的姿态,一直延续着这个笑谈。

另一个底层军人的例子:正德五年,军余刁宣上疏自言刺“精忠报国”四字,杖三十,发海南充军。历史笔记留给我们的片言只语,也许当时人能会心,但我们就难免有些疑问。为什么《精忠记》还在舞台上流行,而现实里的人却不能刺“精忠报国”呢?笔者只能猜想,具体到黄绾的例子,他触犯了儒家知识分子的诸多禁忌,一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,二是放弃了与皇权制衡的清流知识分子的操守,后一条显然更犯忌。而皇帝需要保持高大的形象,对于刺“精忠报国”的知识分子,为自身形象计,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。那个底层军人,显然就是不自量力,“国”,并不是他一个小角色能“报”的,他只需要服从命令,而不是站到那么高的高度,为国家操心。所以,对于他,连个解释和罪名都没有,直接一顿打,发到海南充军了事。

纹身的故事,从文艺范,走到了标语范。而“精忠报国”,也从美谈,成了禁忌。(本文原载于8月7日的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,原标题为《纹身的禁忌》,现标题和小标题为原编者所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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